在命名为“一战”的那场血腥战争开战之初，伤亡尤其触目惊心，有关士兵死亡（其实有时是以“在战场失踪”的说法传来）的消息不断传到后线，经过破败的街道、村庄、工厂，再进入残缺不全的家庭。悲悼活动也为此紧张而匆忙地进行。战争的展开是多层面的，无论是战前动员还是进行中的前线、后线，抑或战后诸多纪念活动，都是如此。
人们一般都会认为，战争撕裂了家庭，若是对战争史有些涉猎会了解到，国家（state）通过对成年男性的动员和征用，将传统家庭的秩序彻底打破，性别分工和福利分配被重组，国家成为唯一有效的组织者，家庭名存实亡。而假如将目光投向战争的更多层次，就会发现战争中“家庭”的多样性。书信即是一例，士兵通过和家人的书信往来保卫家庭事务。出生在精英家庭的士兵，与留守后线的父亲谈起马匹；来自乡村农民家庭的士兵，向留守在家乡土地上的妻子交谈庄稼种植的技术和时间。士兵和家人沟通的内容和情绪，除了家庭生活不同产生的不同，反倒与士兵本人是来自协约国还是同盟国并没有什么关系。然而，极少有士兵会向家人讲起战场上的血腥残酷之事，仿佛他们只是在完成一项需要出远门的劳动，不久后必会回到家中，叫家人别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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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剑桥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的第3卷“民间社会”——另有两卷本，分别是“国家”和“全球战争”。
《1917》（2019）剧照。
如果我们继续把这卷本读下去，在其他收录的篇章又会看到，在战争结束的1918年之后，士兵的这种“不诉说”其实并没有阻挡战争悲剧向家庭蔓延，如被子弹射伤的伤口，模糊残缺，让人不忍直视，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孩子因为“偶然瞥见”而从童年起就继承了悲痛情绪，充满不解，重则遭受心理创伤。这等伤害可能延续两代人甚至更多。再读下去，还会在另一些篇章读到关于伤残的其他故事，如患有心理疾病的士兵也遭受了某些污名。
确实，“装疯卖傻”一直是人们在战争年代用来逃避被征用的策略，在“一战”中，自然也不乏这类例子和故事。由此，假如有复员士兵声称因为狂轰滥炸和血腥残忍的场面而患上了心理创伤，可能被质疑。有人确实在使用策略，而有人的确承受着痛苦，两种情形孰真孰假？最重要的还是战争导致了悲剧这个事实。而这个悲剧在“民间社会”无限蔓延。
以下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剑桥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第3卷，“民间社会”》第3篇。摘编有删减，标题由摘编者所起。注释见原书。正文所用图片均为以“一战”为背景的电影剧照。
原文作者｜[美] 杰伊·温特
《剑桥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第3卷，民间社会》，[美]杰伊·温特 编著，王本涛 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2023年2月。
超越站前的亲情表露
维系家庭关系较强有力的媒介之一是写信。
有人估计，认为在战争期间后方的家人和服役军人之间往来的书信大约有20亿封。这个数字很可能估计不足。战争的书信史还没有人写过，但书信史必需包括包裹、物件、书信和各式各样的明信片。父母给士兵供应物品为的是他们生活无忧，有时候士兵觉得他们心爱的东西有丢失的危险，就可能打包成包裹寄回家。许多，但绝非所有的书信受到检查。对英国士兵和德国士兵的书信词汇进行的比较研究显示，书信词汇有非常大的相似性，反映了一种超越国家的坚守和安慰。
《他们已不再变老》（They Shall Not Grow Old，2018）剧照。
不可否认，存在着语言和社会阶级的习俗，这种习俗的丰富性即便是对全部的家信进行大样本的统计，也不能概括所有。只要说写信的方法能让不在一起的家庭保持联络就行了。大多数的士兵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进行长篇大论的书信交流，但有的士兵不停地从前线写信并满怀期待地等待回信。
有些证据表明，写信使得父亲们发现并表达了他们对于孩子们的疼爱，所用方式超越战前的社会习俗。长期的分离在1914年前的贫困家庭中不是从未发生过，迁徙模式的典型特征是父亲先离开，如果条件和积蓄允许，家庭其他成员就随后到达（如果幸运的话）。但是令人震惊的人员伤亡趋势，使得家庭纽带包括父亲和孩子之间的连接完全脱节。
当父亲回到家里时，他们的出现对于孩子就像是幽灵，其形象模糊不清，有时候让人恐惧，他们回来的第二天又离开了。作为父亲的他们如何应对这些离别呢？我们需要再次谨慎对待文件中没有说出的内容，但是在男人对他的孩子常规的感情表述中，仍可见某种变化的踪迹，在战前养成的几乎不公开表露的柔情，战争帮助他们表达出来，并且非常可能保持了下来。
保卫联系
有些家书充满了父母和孩子之间的骨肉亲情。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有个家庭决定，不管战争如何都要保持家庭的紧密联系，这个家庭就是比克斯特思家。
《圣诞快乐》（Joyeux Noël，2005）剧照。
塞缪尔·比克斯特思是一位福音派圣公会牧师，他是利兹的教区牧师和伦敦圣詹姆斯宫的牧师。他和妻子埃拉生有六个儿子，其中三个参加了战争。他们全家八人之间时常不断地写信，不管军事风云如何变幻都坚持不断。莫里斯·比克斯特思是一位步兵军官，他有两个兄弟也在服现役：朱利安，一位随军牧师；伯根，一位骑兵军官。6月29日，就在莫里斯战死之前，他们三人在西线相见，互相告知了近况，共同给他们的父母写了一封信。莫里斯·比克斯特思在7月1日索姆河战役刚刚开始时就遭遇不测，但是过了四天他的家庭才收到信息说他在战斗中失踪了。到那时，朱利安·比克斯特思找到他兄弟所在部队的人，他们说他已经阵亡，但是不知道坟墓在哪里。“他的坟墓是全世界”，朱利安写信给他的父母说，但是他的家庭没有停止儿子遗体的寻找。
这对父母遇到一位莫里斯部队的士兵，他描述了莫里斯死亡的原委。不幸的是，他的遗体在战乱中丢失了。“我想到我们宠爱的儿子横尸野外就不能忍受，我们应该爱屋及乌”，埃拉·比克斯特思在她的日记中写道。对遗体的寻找一直在持续，直到1919年他们一家人能去索姆河战场祭奠莫里斯的墓地。
《非洲女王号》（The African Queen，1951）剧照。
上面这个故事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一个优越的家庭在战争时期每天都用写信的方式加强他们的联系，其父母把这些信件和他们的战时日记搜集起来，作为一种战争纪念物，纪念儿子以及他们对儿子在战斗中死亡的悲痛。
更多例子
另一种家庭通信连接了战争中的父亲和儿子。这也是一个不寻常的案例，来源于一位年轻的骑兵军官艾伦·拉塞尔斯和他的父亲在战争期间的通信。拉塞尔斯后来成为乔治六世和伊丽莎白二世的私人秘书，但是三十年前，他仅仅是西线一位年轻的骑兵军官，可以说是遥遥无期地等待着从未发生的突破。
《加里波利》（Gallipoli，1981）剧照。
骑兵在1916年是等待德国的防线被冲出缺口时加强推进的，但这种情况从未发生。年轻的“汤米”拉塞尔斯，在1914年27岁，和他的父亲，一位退休的海军指挥官，两人都喜欢马。他们的通信中经常有关于马的内容，很显然，讨论马能使他们表达彼此的情感，并分享战场上骑兵用到的实用知识。1916年4月，汤米告诉他父亲的都是一场“马拉松”赛马的事情，要求所有的骑兵队参与八英里的赛跑。7月16日，他写到在师司令部等待命令——“时机对我们还不成熟”，他这样总结当时的局势。时机从来就没有成熟。8月9日，汤米感谢父亲寄来松鸡肉，接着谈论说“在黑夜里给饥渴的马匹饮水不是闹着玩的”。他给姐姐写信也谈论马，轻松地抱怨说，他们禁止他住在任何靠近文明的地方，并让他在长时间骑马后闲站着，因为要给战马喂食和饮水。他用有点自嘲的口气说，他希望有一天马匹不再用于战争，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也将被淘汰，但是他没有那么说。
《战马》（War Horse，2011）剧照。
他乐于接受坦克的出现，将它们称为“卡特彼勒”（Caterpillars），是钉在“战马棺材上的又一颗钉子”。他认为坦克看起来“像延长的蜗牛”。几个星期后，他问父亲能否给他寄几个“小轮马剪刀”，给他的马梳理毛。他写道，“马被梳理后就表现很好”，因为降低了患上“皮癣和疥癣”的危险。1916年11月5日，他写信给父亲说“马很健康，但是长毛像熊一样；清洁它们的唯一办法就是像拍毛毯一样拍打它们”。他自己的马瘸腿了，不过（他告诉父亲）它很快就痊愈了。
汤米告诉他的姐姐，雨天来临时弄脏了他和马，他想蒙上头。1917年4月，他写信给姐姐说他们的“马匹患上严重的”感冒，有些马必须抬出泥淖，它们陷入其中到“马腹的深度”。4月17日，他骑马到维米去参观一次重大胜利的战场，当时德国的分队被加拿大军队推下悬崖。
当一匹新马两腿交叉落在他的脚踝上时，汤米的行动受到严重削弱。他仍然让父亲放心，“我有一匹看起来相当合理的马替换了我的栗色马”，尽管他还不能骑它。他告诉父亲管理骑兵中新马的人员名字，也许他决定把他自己的一些马送到前线。在7月13日那天，他问父亲是否能给新生的小马驹起些好名字。“马伦哥”是汤米想出的最好名字。1917年12月，他的骑兵时光因为手臂中弹而中断，并退役回到英格兰。返回军队时，他见证了德国于1918年3月在索姆河的维莱布勒托讷发动的攻势，德国的推进最终在这里停止。
《战马》（War Horse，2011）剧照。
一位骑兵的战争自然是围绕着战马，但是这个家庭的通信内容说明，彼此讨论的内容如何把战争变成家庭事务。这些人是英格兰的廷臣，男人和女人都拥有大地产，在家里完全过着赛马、骑马、养马和谈马的生活。比克斯特思家有他们的信仰，拉塞尔斯家有他们的马。他们的通信告诉我们更多的是，家人如何通过书写文字努力保持团结。
那些社会地位不如这两家优越的家庭，用他们所能用的任何方式做着同样的事情。
《占水师》（The Water Diviner，2014）剧照。
农民家庭的农务书信
许多农民写信回家，告诉妻子在不同的季节必须做的事情。这些乡村的家庭比比克斯特思家和拉塞尔斯家有更多要担忧的事情。他们的未来是不确定的，所依靠的不只是天气，还要依靠16岁以下和60岁以上的家庭成员帮助收割庄稼、为来年播种田地以及照料家畜。在德国和其他地方，战俘被派遣去做农田里的工作。但是即使他们的参加也不能补足农村的劳动力短缺。妇女不得不与留守在农场的男人与男孩一起承担艰苦繁重的劳作，还要尽力管理父亲不在身边的孩子。在巴伐利亚，战争的最后几年里，妇女在乡村的超负荷劳作还要承受着流产和其他疾病的考验。来自前线的书信也可能让过度操劳的妻子或母亲感到高兴鼓舞。所有的家庭都害怕收到的信件或电报是死亡通知单。
《西线无战事》（Im Westen nichts Neues，2022）剧照。
在农村地区，村民看到邮递员经过房屋，就希望他的目的地在别处。通知单经常不再说一个士兵已经阵亡，战争的混乱使大多数的通知只能确认一个人在战斗中失踪。伊丽莎白·马克是德国画家奥古斯特·马克的妻子，她在1914年10月中旬听说丈夫在三个星期前已经战死。在这以前她忍受的痛苦是收到了写给丈夫的回信，标注着“负伤：野战医院未知”。她认为丈夫可能已经被法国人俘虏，接着又读到一则新闻报道说他在英国人手里。我们可以想象类似处境下的数千妇女的心情，先是来自不同方向的谣言轰炸，后又被残酷的现实击倒，她们不再是妻子而是寡妇了。
如此规模的人员伤亡确定无疑地把国家置入了家庭生活的中心。
重构的不是某个家庭而是数百万的家庭
从任何意义上都很难说，在战争时期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是截然分开的，然而两者的交叉在战争期间又发生了怎样的重大变化呢？伊丽莎白·多曼斯基曾认为大战期间“家庭作为一个经济的和社会的权力单位停止存在……在战争结束以后，作为社会和生物的生育场所停止存在”。
什么证据支撑她的关于战时家庭的论断呢？她的观点是男性家长占支配地位的“传统的家庭单位”不再处于德国社会动员参战的核心。通过“把男人移出他们的家庭，把女人置于家庭的经济支柱的地位”，并使生育成为国家的事务而不是家庭的事务，“军事化不但分解了家庭作为保证资产阶级社会生育的机构，而且分解了家长角色的权力基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国社会的军事化破坏了它的传统支柱之一。
然而把战争时期与后来纳粹时期的日常生活的军事化联系起来颇有意思，总的说来，多曼斯基的解释不是从家庭通信或者对战争时期家庭生活的研究中得出的。确切而言，家庭生活的突出特征之一是，全部的家庭成员，尤其是妇女发挥聪明才智解决食物、燃料、衣服和其他必需品短缺的问题。这符合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实际，英国和法国也是如此，尽管同盟国日常生活的物质压力比除了俄国以外的协约国大很多。国家接替家长给妻子们直接提供征属津贴，并且为了调动城市地区的军火工人而限制租金，这完全没错。但是，当妻子宣称“男人对女人的支配权不再来源于他们作为父亲的角色，而是来源于他们作为战士的角色”时，她低估了传统的性别角色的持久作用，这种性别分工虽然承受了压力，但在任何的参战国家里都没有根本改变。
《圣诞快乐》（Joyeux Noël，2005）剧照。
可是，我们在这点上必须十分的慎重。我们能够书写的历史只能是多数家庭的历史，而不是“某个家庭”的历史。在许多情况下，家庭内部在战争的蹂躏下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妇女直接接收征属津贴也直接处理家庭预算，战后谁做这些事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但是，战后有些妇女保留着一定程度的财政自由，这种财政自由是她们在战前没有的，对这点的怀疑是荒谬无理的。有些妇女，比如学校教师，在战后的工资收入和男教师的工资水平相差无几，在其他的职业上工资的性别差异仍然存在。
《1917》（2019）剧照。
战争创伤对战争期间和战后夫妻之间均势的影响可以分开书写。谁能说一位战后不能再拽耙扶犁的截肢者与他战前身强体壮时期拥有同样的权威呢？身体残废的男人需要学习新手艺和新技术，这种需要破坏了家庭的稳定，很可能促使许多家庭迁往城镇，确保“养家糊口的人”能为家庭挣到面包。在不稳定和失业的处境下，这样的家庭命运是不确定的，而家庭的家长地位也同样不确定。
许多来自农民士兵的书信加强了家中男人的权威，他费心尽力地指导妻子和家庭的其他成员，告诉他们需要做什么、什么时候做和怎么做。这些对家庭控制的声张暗示了某种焦虑，可能难以直接表达出丈夫在家庭生活中的角色。
考虑到战时和战后的通货膨胀，小农和佃农的物质地位有了一个实质性的提高。皮埃尔·巴拉尔把战争看作法国农村社会关系的一个分水岭，结束了大地主对小农的半封建控制，小农拥有更大程度的自主，更少顺从大地主，这可能加强了他们在乡村中的经济地位和在家庭中的权威。在饱受战争蹂躏的东欧没有发生这种变化，东欧的斗争在停战以后又持续了数年。我们必须再次强调，战争重构的不是某个家庭而是数百万的家庭。
原文作者/[美] 杰伊·温特
摘编/罗东
导语部分校对/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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